在约定的地方徘徊了一会儿，记者便看到了站在窗边眺望的社科部刘永祥老师，他那惯常灿烂的笑容，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分外温暖。
刘永祥于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，后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，后来到山东大学读博士后，如今在海大从事近代史纲要等课程的教学。当提及其所选历史专业的原因时，刘永祥笑了笑，“作为全班前三的学霸，我选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，结果那一年那个专业分数拔高得厉害，于是被调剂到了山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。”又补充道，“但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啊！”于是他便在学习中喜欢上了历史学科，然后接着便读了下去。针对很多同学认为学习历史枯燥的现象，他说任何学科一旦进入研究阶段都是枯燥的，但当你通过查阅各种资料、进行大量实验最终解决问题时，会产生强烈的“学术快感”，从而爱上这门学科。辛苦是肯定的，有时候找很久找不到资料，但有时候随手翻阅一本书可能就会找到，那时便会有如获至宝般感觉。
刘永祥平时非常随和，总是自称为“祥哥”。最令学生感动的是他课前每一次随和而又真切的“欢迎捧场”，课后每一次深达90度的鞠躬和“感谢大家”，真正使同学们觉得自己和祥哥是朋友，并且备受尊重。知识面前一切平等。对于教学，他非常耐心细致，关心学生，每一份上交的作业都有老师的仔细批阅和认真回复。
刘永祥不仅对学生用心，还对每一节课都很上心。他作为历史学专业的，对于如何讲授思政课没有经验，在请教他的师兄师姐后得知，思政课就不能太泛，又不能纯专业讲，应该按照教材讲。他出于试验性，想用一种诙谐有趣的方式去讲。刘永祥在课堂中适当穿插一些接地气的流行词。但这些流行词不能太多，否则会冲淡主题，所以他一直在摸索和把握幽默的语言和专业的分析之间的平衡点。他认为，历史一去不复返，除非会“穿越”，否则无法回到历史现场，触摸历史的唯一途径就是 “史料”，但教材为了体现历史演进的主线，删去史料，只剩下“干巴巴”的结论，让本来十分鲜活的历史变得枯燥无聊。为了让近纲课不止于思政课，而是回归历史本身，也是作为一种尝试，刘永祥跳出课本，从各个渠道找到各类史料，制成精美并且图文并茂的PPT和翔实的讲稿，试图恢复“叙事史”传统，通过细节把历史的事件展示在学生面前，告诉学生历史并不像教材上讲得那么整齐划一，应该是多样性的。就像康有为，我们只知道他戊戌变法大英雄的一面，但经过查阅大量史料，就可以发现他多歧性。刘永祥用一种诙谐的方式，通过讲故事，使同学们在轻松的气氛下接受了历史知识。
对于历史的通俗化，刘永祥有自己独特的想法———把握好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平衡点。“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，无论你再大咖，要想写出原创文章，都要老老实实泡图书馆、档案馆，亲自动手查资料，否则写出的东西都是空洞的。刘永祥说他泡图书馆时，经常看到一些老先生戴着花镜仔仔细细地、一条一条地找材料。他认为，实际上任何人对历史都感兴趣，这是人类的历史意识使然。在古代，历史与大众并不遥远，因为史家采取的书写方式是“叙事式”的，很容易看得懂；而近代以后，在史学科学化的大潮下，历史学发生了由“以叙事为中心”向“以研究为中心”的转向，形成了一整套所谓“学术规范”，变得越来越“高深”，渐渐与大众产生疏离。历史本来是人、事、理三位一体的，但现在理有了，人和事不见了，通篇充满学术分析的文章和著作，人们怎么会爱看呢？其实，人们对历史始终抱有极强的好奇心，这从当前通俗历史书的畅销就能看得很明白，像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等。这一批业余历史爱好者，虽然没有专业的历史学背景，但写出的作品拥有相当的可读性，从而有了较大的受众群，相反，学者的文章就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。令人欣慰的是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创作通俗性的著作（近代也有），如张鸣、马勇等，都做得非常成功。刘永祥说，等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他也想做这方面工作。要注意的是，通俗不等于烂俗，要把握好一个“度”，把叙事和研究结合起来，才是重点。 （学生记者 蒋昕）
